患者张某年7月1医院,主因孕34周,20余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视物旋转,伴恶心,呕吐,呕吐物为胆汁样胃内容物。无肢体活动障碍。未予诊治。半个月前出现头痛,后呕吐较前频繁,头痛明显加重,头痛持续时间延长,医院行头MRI检查示四脑室占位性病变。5天前小便失禁,下地活动不能伴间断意识恍惚、医方以四脑室占位性病变收入院。初步诊断:颅内占位性病变,脑积水,妊娠合并颅内病变。入院后经相关检查及会诊,于年7月3日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及第四脑室病损切除术。术后患者体温较高,辅助检查提示有感染征象,医方予抗感染治疗,年7月5日起多次行腰穿,培养未找到致病菌,治疗期间多次更换抗生素,患者病情逐渐恶化,渐出现脓毒血症,多脏器功能障碍,肺部感染,颅内自发出血,脑疝等。年8月12日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出院诊断:颅内占位性病变,脑积水,妊娠合并颅内病变,脓毒症休克,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代谢性酸中毒,急性肾损伤,急性左心衰竭,胸腔积液(双),凝血机制障碍,脑出血(基底节区双侧),脑疝,脉络丛乳头状瘤,低钠血症,肝功能异常,消化道出血,贫血,高乳酸血症,手术后颅内感染,菌血症,肺部感染。同日患者死亡，患者家属认为，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过失，故将被告诉至法院。
诉讼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某鉴定机构对本案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认为:
经审查现有鉴定材料,被鉴定人为孕34周合并第四脑室巨大肿瘤患者,医方收治后经查体及辅助检查结合会诊后明确诊断,行子宫下段剖官产术及第四脑室病损切除术手术指征明确，术前进行了相关告知。因被鉴定人临床特殊情况(妊娠合并颅内巨大肿瘤),医方经与产科会诊考虑在同日先后进行产科及神经外科手术,其手术后并发感染风险增大,医方应在术前即请相关科室会诊讨论,分析认为医方在术前对于其术后感染风险的评估不足。术后病人发热,相关检查提示有颅内感染的可能，医方多次给予腰椎穿刺未能培养出病原体,临床采取经验性使用抗菌素是合理的。年7月10日至7月13日经罗氏芬(头砲曲松钠)经验性治疗后患者未见明显好转，年7月13日起医方更换抗菌素为美平（美罗培南）处置合理，但医方应用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后患者病情未见好转，并有恶化趋势（7月14日起患者持续处于谵妄状态），医方应考虑单一抗菌素经验性用药未能覆盖致病菌的可能，同时未考虑真菌感染的可能，未能及时请感染相关科室会诊讨论及及时调整抗菌素的应用。
由于目前送鉴定材料中无被鉴定死亡后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鉴定材料，其具体的死因无法明确，根据现有送鉴材料分析认为，其为术后感染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可能性大。被鉴定人为妊娠合并颅内巨大肿瘤患者，临床少见,处理困难,本身存在感染风险，医方在对其诊疗的过程中，对感染的诊疗措施存在过失，与其最终的临床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医方应承担次要责任。
后鉴定机构针对被告的质询答复如下：患者行子宫下段剖官产术及第四脑室病损切除术手术的指征是明确的，但临床的情况比较特殊，医方选择的手术方案为同日进行产科及神经外科手术，手术是否同日进行与被鉴定人的预后没有影响。两个手术无论是分开进行还是同日进行，均存在风险，如果先进行剖宫产手术，择期进行神经外科手术，同样存在感染的风险，也存在肿瘤进一步发展危及生命的可能，而同日进行两项手术，可尽快解除肿瘤，但感染的风险性更高，故分开手术或者同日手术各有利弊，对于被鉴定人的预后的差异难以评估。医院对手术方案的选择不存在过失，但对感染的风险性应更加重视，感染为产科手术及神经外科手术常见的并发症。
法院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就医疗纠纷中的专业问题，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有资质的鉴定单位进行司法鉴定。对于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当事人可以进行反驳，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但应当提出合理的理由以及充分的证据，否则鉴定意见应当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参考。
本案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单位进行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认定患者身患疾病病情危重、临床少见、处理困难为其最终死亡的主要原因，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错中，未正确认识感染的风险性，对感染的预防处理及应对处理存在过失，对患者的死亡亦负有一定的责任，鉴定意见依据客观，说理明确，法院对鉴定意见予以采纳。
关于本案的具体赔偿指数问题，医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存在的医疗过错，主要为术后患者的感染诊疗的过错。法院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结合鉴定意见，对被告诊疗行为的不当作出综合评价，认定被告对患者诊疗行为不当并致使患者最终死亡的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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